清代易学演变及其思考 —— 林忠军

林忠军 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1]

       提要：清代是易学研究大发展时期，也是易学研究转型期。从易学的演进看，经历清初宋易衰落与易学辨伪之学兴、清中期（乾嘉）汉易复兴与汉易重建期、清后期（道光以后）汉易衰微三个时期。清初易学在官学易倡导下，程朱为代表的宋易是当时易学研究的显学，而由此兴起了一股以检讨宋易图书之学为主要内容的辨伪思潮，则成为清代乾嘉易学形成的基础。清代中期（即乾嘉时期），易学家在检讨宋易图书之学的基础上，通过整理和解读汉代易学，复兴汉易和重建汉易。至晚清在传统的易学体系中已经孕育着新的易学，易学开始转型。为了实现恢复和重建汉易的目标，清代易学主要围绕宋代图书之学、汉代象数之学、文字训诂方法、象数与义理关系等问题展开研究。清代朴学易的贡献在于：运用汉代的训诂与考证方法，通过整理和解读汉代的易学文献，检讨宋代以来流行的图书之学，建立了一整套解释《周易》和经学的解释学范式，再现失传已久的汉代易学，纠正了易学研究因脱离文本解释而偏于义理的倾向，重塑了严谨笃实的学风。然而，乾嘉易学总体上重训诂考据，缺失义理，尚古泥古，缺乏创新是一弊。

关键词：清代易学   演变   乾嘉易学   易学转型   

　　清代是易学研究大发展时期，也是易学研究转型期。经过春秋时期孔子整理与解释《周易》，《周易》被纳入学术视野，实现了话语的转换，由卜筮之书转换为儒家经典，开启了以义理为主兼顾象数与训诂的解《易》路径。汉代迎合当时以天人感应为特色的文化大背景，吸收当时天文、历法等自然科学知识，形成了偏于天道的象数之学。象数之学作为一种解《易》方法，与文字训诂相结合，盛行于东汉，成为汉代解《易》主流。然而，由于汉儒过分地解读“观象系辞”，夸大了象数在文本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为了实现以象融通文辞的目标，在解经中表现出牵强、支离、繁琐的弊端，激发魏晋玄学易崛起。以王弼为代表的魏晋学者，一反汉易象数学之弊，融合儒道，辨名析理，以清新简洁的语言和深邃理性的思维重构易学，以义理解《易》成为魏晋以后，尤其是唐代易学的主流。两宋时期，为了与圆融的佛教理论相抗衡，理学家以《周易》为最基本框架，以其它经为材料，通过创造性地解读经文，建构起深邃而博大的思想体系。程颐秉承王弼易学传统，倡导儒理，朱熹以复古为宗，阐发图书之学，补程氏易学儒理之不足，彰显了以图书之学和儒理为主要内容的易学特色。程朱易学被尊奉为官学，主宰了宋以后的易学研究。然而为了满足建构思想体系的需要，宋儒一改汉唐易学笺注之风，不以求易学文本字词之意为旨归，而是透过文本字词句的解读开掘、把握和体验圣人之意，以此出发解释经典，往往不惜随意改经、断章取义、曲解经意，如为了探索易学的源头和解释易学文本，发明图书之学，偏离易学经典文本意义，检讨和反思以往的易学已经成为易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清代易学即是在总结、反思和解构以往易学中展开和形成的。

    　   从清代易学的演进看，清代易学的发展与整个清代思想的发展历程完全一致，经历了三个不同时期。众所周知，清代学术发展经历了清初、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一、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是理学衰微、清学兴起期。二、乾隆、嘉庆二朝，是清学鼎盛期。三、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是清学转变、衰微时期。[2]与此相应，清代易学也表现为三个时期：一、清初宋易衰落与易学辨伪之学兴起期。二、清中期（乾嘉）汉易复兴与汉易重建期。三、清后期（道光以后）汉易衰微期。

　　清初，延续宋明易学传统，程朱易学以官学身份定为一尊。顺治帝命傅以渐编修《易经通注》，力辟明代《周易大全》“繁冗芜陋”，“刊去舛讹，补其缺漏”，颁之学馆。康熙“服膺朱子之书，而悦心研虑”，命牛钮撰《日讲易经解易》，又命李光地编《周易折中》，冠以《程传》，次《本义》，采汉宋二百余家易注，发明程朱之义，兴宋代义理之学。孙奇逢、王夫之、陈梦雷、魏荔彤、张烈、张英、刁包、胡煦等人，从不同的角度或层面出发，或借助于解释程朱易学，或借助于修正解构程朱易学，建构易学的义理之学体系。明末清初王夫之作《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周易内传发例》等，将易学宗旨确立为“以乾坤并建为宗，错综合一为象；彖爻一致，四圣同揆为释；占学一理，得失吉凶一道为义；占义不占利，劝戒君子，不渎告小人为用；畏文、周、孔子之正训，辟京房、陈抟，日者黄冠之图说为防”[3]。为了实现此宗旨，在张载气学的视野下通过对历代象数易学和义理易学都加以深刻反思，建构了自己庞大的易学体系。孙奇逢是明末清初的大儒，其易学继承了程颐、朱熹易学，发明义理，切近人事，同时，他吸收了心学易，提出“圣心之易”。释《易》不求一字一词皆有确解，而是“由《象传》通一卦之旨，由一卦通六十四卦之义”，不攻图书、少言图书。张烈易学以朱熹《周易本义》为宗，作《读易日钞》，提出“因象设事，就事陈理”的方法，阐发了义理之学。李光地作《周易通论》和《周易观彖》发明义理，兼证易象，“在宋易中，可谓融会贯通，卓然成一家之说”（《周易通论·易类提要》）。“其大旨虽与程朱二家颇有出入，而理足相明，有异同，而无背触也”（《周易观彖·易类提要》）。与李光地同年的陈梦雷作《周易浅述》，以朱子《周易本义》为主，参以王弼注、孔颖达疏、东坡《易》、《周易大全》、来知德《易》，融会贯通，对于诸家未及和不同之处，则能阐发己意以明之。其解《易》多切于人事，明象为主，发展了朱子易学。胡煦是清初易学大家，作《周易函书约存》、《周易函书约注》等书，一方面建构了以多种易图为基本内容的象数之学，以象数观念较为圆通地注释了《易经》卦爻辞；另一方面在象数之学视域下，通过阐述天、道、性等概念，重新建构了义理的易学体系，深化了以程朱为代表的宋代易学。由此可见，清初易学在官学易倡导下，虽然不乏异于程朱易学者，但程朱为代表的宋易是当时易学研究的显学，也有象数兼义理解《易》者，但义理易学是当时易学研究的主流。

    　   然而，正在程朱易学一统天下之时，兴起了一股以检讨宋易图书之学为主要内容的辨伪思潮。这股思潮可以追溯到清代之前。宋代欧阳修作《易童子问》，质疑孔子作《文言》、《系辞》，开辨伪之先河。明代中后期，心学盛行之时，以杨慎为代表的学者重视汉唐古注，以汉学训诂和考辨方法研究易学，驳斥朱子《易学启蒙》中以《易传》解释先天图、后天图、太极图，认为这种方法是颠倒源流。清初正是承接明中后期杨慎辨伪学而起，以易学文本为尺度，检讨两宋流行的图书之学。清初辨伪思潮自顾炎武发其端，毛奇龄、黄宗羲、胡渭等继之，他们著书立说，以图书之学误读文本、与《周易》文本相悖和起自道学为主要依据，提出宋代图书之学是后起的伪学。而与顾炎武同时、隐居山林的王夫之，虽然未直接加入清初的辨伪思潮，却以宏大的学术视野和敏锐的哲学思辨，自觉地、系统地全面总结、检讨和辨析汉宋历代易学的得失利弊。清初辨伪之学，实现了三大转变：一是由批判明代官学易转向批判宋代易学图书之学，顾炎武批判陈、邵图书之学，但重点批判明代《周易大全》，指出其书割裂朱子《本义》，不符合《周易》文本和孔子儒家易学，而以恢复朱子易学为宗旨，黄宗羲、胡渭、毛奇龄等重点批判宋易图书之学。二是由回归文本转向回归汉易。清初辨伪主流无意恢复汉易和汉学，顾炎武、黄宗羲反对汉代象数之学，并未提出恢复汉易的目标；而毛奇龄则不同，他力驳宋易图书之学，肯定汉代卦变之说，并以此建立推移说，回归汉易的倾向已十分明显。三是由奢谈义理转向不谈义理。王夫之反对汉易“不要诸理”，指责晋唐易学流于“老庄虚无之旨”、程颐“纯乎理事”、朱熹“专言象占”，“辟京房、陈抟日者黄冠之图说”，兼收并蓄，重建以张载为核心的义理之学；黄宗炎由“图学非古”的观点出发，辨宋易图书之伪。他从卦画、卦名“确乎一体”、“卦画者文字之根原”的象辞观和“无象斯无理”的象理观出发，提出“即象见理”的方法，以“求性命之理”。清初顾炎武、黄宗羲、胡渭等人所倡导的辨伪思潮，从文本出发，考辨易学源流，辨明是非，对于回复文本和探求文本本义有重要的价值，其所倡导的考据之方法，朴实而严谨，为清代中期乾嘉易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清初辨伪者大多考辨象数之学，却未能构建其易学义理之学，我们往往把它简单地视为辨伪思潮之失。然而当我们把清初辨伪思潮与清初义理之学联系起来，也许我们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即清初辨伪思潮不谈义理取决于当时义理是易学研究之显学，故不谈义理不是清初易学辨伪思潮之失，而是易学学术之纠偏。

    　清代中期（即乾嘉时期），易学家在检讨宋易图书之学的基础上，通过整理和解读汉代易学，复兴汉易和重建汉易。复兴汉易的重点在于整理汉易和解读汉易。解读汉易，是遵循汉代易学传统和解《易》方法，对于唐代李鼎祚《周易集解》所集四十余家易注，加以梳理与诠释，阐发其大义。惠栋四世家传汉易，撰《周易述》，运用象数和训诂方法，“发挥汉儒之学，以荀爽虞翻为主，郑元、宋咸、干宝诸家之说，融会其义，自为注而自疏之”（《四库全书总目·周易述提要》），“为一时之绝学”（柯劭忞语）。然惠栋撰《周易述》未竟而卒，缺鼎至未济十五卦及《杂卦》、《序卦》。其弟子江藩、李林松分别补作《周易述》，秉承惠氏家法，依原书体例，赓续其书。张惠言继起，撰《周易虞氏义》、《周易虞氏消息》等作，独宗虞翻一家，探赜索隐，旁通其义，深得其要，成为虞氏易之专家。后有胡祥麟作《虞氏易消息图》申惠言虞氏易之义，方申作《虞氏易象汇编》述虞氏易象，姚配中撰《周易姚氏学》，治《易》以郑玄易学为宗，兼取汉代荀爽、虞翻等易学以补之。李道平撰《周易集解纂疏》，吸收惠氏、张氏汉易研究成果，对于《周易集解》所辑汉魏易学诸家进行疏解，尤其是虞氏易，“于虞氏之隐辞奥义，阐发详尽，俾读者可一览而知其门径，他家之说，亦随文诠释，句疏字节，家法了然”（《续修四库提要》）。

        整理汉易主要是以汉代人物为线索，将唐代李鼎祚《周易集解》中的易学资料归纳分类，条分缕析，并收集散见于《周易集解》之外的其他文献中的汉代易学资料，辑佚成册，力图再现佚失的汉代易学典籍。如惠栋《易汉学》、《周易郑注》，张惠言《易义别录》、《周易郑氏注》、《周易郑荀易》，孙堂《汉魏二十一家注》，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黄奭《黄氏遗书考》等。当然，除了对于汉易辑佚外，著录书目、校勘易著、汇辑历代易学著作也是清人对于易学研究的贡献，如朱彝尊《经义考》，著录易类1904部[4]，卢见曾为表彰包括易学在内的汉学而刻印《雅雨堂丛书》，此书集有《郑玄周易》、《李氏周易解》、《易纬乾凿度》、朱彝尊《经义考》、惠栋《周易述》等书，纪昀等人撰修《四库全书》，收乾隆以前易学书籍158种，存目500余种。阮元作《周易注疏校勘记》，撰修《皇清经解》收易学著作16部（147卷，约124.5万字），王先谦编《皇清经解续编》收易学著作22部。清人整理资料的工作，对于汉易的保存和传承有重要意义。

        重建汉易，是指通过解构汉宋易学尤其是汉易，按照汉代重象数兼训诂的易学传统，重新建构汉代易学体系。焦循是其代表，他在前人易学研究的基础上，融训诂、天文、数学与易学为一体，发明“旁通”、“相错”、“时行”等易学体例，去前人之旧说，重建   汉代象数之学，进而引申出义理之学。在此时期还有一派异军突出，他们发扬汉易以训诂治经的传统，专以文字训诂解《易》。此派远绍汉易，近承清初顾炎武，即皖派后学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王引之接受庭训作《经义述闻》，专以训诂学治经。在易学上王氏父子出自汉易，而不囿于汉易，他们采取“诸说并列、则求其是”的态度对待汉易，提出“以己意逆经义”，“证以成训”的研究易学和经学原则，反对以象数解《易》的方法，专以文字训诂解《易》，建立了一整套以训诂学为主要方法的易学解释学，其许多易学文字解释发前人所未发，成为后世解《易》和解经的典范。朱骏声、李富孙、宋翔凤等随之而起，以文字训诂治《易》之风盛行，对于后世易学研究影响极大。

    　清代后期，乾嘉易学式微。自道、咸以后，宋易又有复兴之势，出现了以方东树为代表的，站在宋学立场上的经学家，提出道学即圣学，倡导王弼的义理之学，以汉代象数易不符合三圣之本义为据，否定汉易，清算清初以来的“辟图象”、“宗虞氏”、“论变通”、“说升降”等汉学易[5]；陈澧由批判荀爽、虞翻、郑玄象数之学到否定乾嘉时惠栋、张惠言、钱大昕等人的汉学易[6]。林庆炳作《周易述闻》，把矛头对准王氏父子对于象数易学的批判，极力为以虞氏易为代表的汉易翻案，因而形成了晚清汉宋易学对峙的局面。由于汉宋对峙，汉宋易学和经学的是非优劣得以完全显现，进而引发了丁晏父子、黄式三父子等人以汉宋易学兼采为方法的易学研究。虽然如此，晚清汉易仍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如纪磊作《虞氏易义补注》和《虞氏易象考》，补惠栋、张惠言之缺。又集几十年之功，作《周易消息》，发明《杂卦》消息之说。俞樾易学是乾嘉之后象数易学发展的重镇。于易学象数，他秉承了乾嘉时焦循等人的治《易》理路；于易学训诂，他沿袭了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方法。通过对汉宋象数易学的解构，重建融象数与训诂为一体的新的汉学体系。曾钊撰《周易虞氏义笺》，“补惠言之疏漏，一准虞氏家法，其驳证惠言之义，尤为审细”（柯劭忞语）。当然，与张惠言相比，“不过循途守辙，小有补苴”，“不可同日而语”（同上）。戴棠撰《郑氏爻辰补》，以爻辰说释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补郑玄易学之缺，陈寿熊作《读易汉学私记》与吴翊寅作《易汉学考》纠正惠栋的《易汉学》之失。黄奭作《黄氏遗书考》，搜辑散见的易学资料，汇辑成册，成为清代汇辑易学资料最全的著作，孙诒让作《札迻》校勘《易纬》，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清代中后期汉学易，无论是规模还是深度都无法与乾嘉汉学易相媲美，但它却纠正了乾嘉易学研究中出现的某些弊端，在某些方面取得了的新的研究成果，更为重要的是，使得乾嘉学派的研究方法得以延续和流传。

    为了实现恢复和重建汉易的目标，清代易学主要围绕宋代图书之学、汉代象数之学、文字训诂方法、象数与义理关系、易学文本等问题展开研究。

    （一）图书之学是非之争。如何对待宋易，如何看待宋易中的图书之学，是清代易学研究的一个议题。如前所言，宋易以义理为主，兼及象数。宋代易学义理，秉承王弼融合儒道之玄理的儒理。其象数主要是发端于宋初、流行于两宋的图书之学。北宋刘牧《大易钩隐图》首言河图、洛书，以九数为河图，以十数为洛书，视河图、洛书为八卦之源，并加以推演。周敦颐有《太极图》及《太极图说》，诠释宇宙创化万物。邵雍以数为最基本元点，假借伏羲之名，推演先、后天卦。程颐主义理，朱熹崇义理而偏于象数。清代官学易是程朱易学。《周易折中》、《周易述义》等皆遵奉程朱易学，解释与阐发程朱易学是当时易学研究的主流。清初以李光地、胡煦、江永等人为代表崇奉朱子易学，笃信图书之学为易学源头，并加以解释和阐发。与此相反，黄宗羲、毛奇龄、胡渭、惠栋、张惠言、焦循等人立足于易学文本，以大量的文献作为证据，证明宋代图书之学非伏羲之作品，非易学文本所固有，而与道家、道教相关，是后起之伪学，否定了图书之学存在的价值。

    （二）汉易是非之争。如何对待汉易是清代易学研究的又一个问题。汉易融合易学与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建立偏于天道的象数体系，以之与文字训诂相结合，来解读《周易》文本，揭示《周易》文辞的依据（象数）和文字意义，其最大的特点是崇尚象数兼训诂。清代易学研究的主流是汉易，但对待汉易所取得的成果的态度并非完全一致，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一、崇尚汉易，以恢复与解释汉易为其易学研究的目标。如四世家传汉易的惠栋，为了求《易》之古义，遵循汉代的师法和家法，通过爬梳和解释以孟喜、京房、虞翻、荀爽、郑玄为代表的汉易，全面恢复汉易之大义，汉易成为清代乾嘉时期的显学。张惠言以汉末虞翻易为研究对象，全面解释和阐发虞翻易学。姚配中继承郑玄易学的传统，以郑玄易学方法解读《周易》。李道平吸收乾嘉时期的汉易研究成果，系统地解释汉易，清代汉易研究得以总结。二、对于汉易有修正与阐发，如毛奇龄、焦循、俞樾等人，一方面秉承汉代象数与训诂治《易》之风，另一方面发现了汉易象数之学存在的问题，并依据自己的理解，重建象数之学，以之解释易学。三、提倡汉代训诂之学，却反对以汉代象数解《易》者，如清初顾炎武，接受了汉代文字训诂的方法，但反对汉代象数方法。乾嘉时王氏父子为代表的学者，“熟于汉学之门户，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者也”（《经义述闻序》），对于汉代易学训诂采取“求其是”的态度，治易与经学，“诸说并列，则求其是”，以汉代象数之学误读文本和脱离文本为据，诟病汉代和清代的象数之学。乾嘉之后，方东树、陈澧等人竭力攻击汉代象数易学和清代乾嘉易学。林庆炳则撰写《周易述闻》维护惠栋汉学易，反驳王氏父子对于汉易和惠栋易学解释的指责。

    （三）易学方法之争。清代的汉宋之争主要围绕经学研究中的训诂考据与义理的关系问题展开。训诂与义理的关系是经学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汉学重训诂，宋学崇义理。就易学而言，汉易与宋易最大的区别在于对象数与义理关系的理解和由此而形成的解《易》方法之争。汉代易学家立足于文本，依据《易传》观象系辞的论断，阐述了象数是文本形成的关键和本质，即易学文本形成先有象数，后有文辞，然后再有义理，文辞本于象数，义理本于文辞。因此解释文本意义，除了训释字词句意义外，还必须揭示系辞的依据，即象数，即所谓象数解《易》。而宋代易学家秉承王弼易学，立足圣人之意，认为义理是象数产生的基础，象数是表达义理的工具，解《易》目的不是揭示文本的象数，而是透过象数阐发义理，即所谓以义理解《易》。清代继承了汉代易学，除了训诂学外，考据学成为清代易学和经学研究的最为重要的方法，故清代易学和经学中的训诂考据与义理关系成为争论的焦点。对于训诂考据与义理关系问题的不同态度，学者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推崇考据，反对空谈义理，或从训诂考据出发，先训诂考据而后义理。如顾炎武指出：“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11]他又提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12]（同上）。惠栋提出：“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13]钱大昕提出：“训诂者，义理之所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也。”[14]惠栋作《易微言》，上卷言天道，下卷言人道，以训诂取代义理，是“义理存乎古训”[15]之证。戴震崇尚汉学，提出“古训明则古经明”的主张，则由训诂出发而阐发义理，故治学当以考据、义理为上，以“文章”为下。阮元说：“圣人之道，比若宫墙，文之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乎？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则高矣，户奥之间，未实窥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16]袁枚提倡以考据求义理：“因言形上为谓之道，著作是也；形下谓之器，考据是也。道者，谓阴阳柔刚仁义之道。器者，谓卦爻彖象载道之文。是作亦器也。……侍因器以求道，由下而上达之学。”[17]王念孙主张明经义必须通训诂与考据，王引之引其父语说：“说经者，期于得经意而已。前人传注不皆合于经则择其合经者从之，其不皆合则以己意逆经义，而参之他经，证以成训，虽别为之说，亦无不可。”（《经义述闻序》）在此理念支配下，王氏父子只言训诂而不言义理。

       另一派则反对乾嘉朴学易，认为易学研究当从义理出发，先义理而后训诂考据，或者主张二者兼顾。方东树站在宋学立场，针对钱大昕、戴震关于训诂出义理的观点，提出：“夫谓义理即存乎训诂，是也。然训诂多有不得真也，非义理何以审之？”[18]“主义理，断无有舍经废训诂之事；主训诂者，实不能皆当于义理。何以明之？盖义理有时实有在语言文字之外者。”[19]批评惠栋等人崇尚训诂考据，是“以六经为宗，以章句为本，以训诂为主，以辨博为门，以同异政。不概于不道，不协于理，不顾其所安。……其为说，以文害词，以词害意”[20]。姚鼐驳斥戴震考据义理至上观点，认为 “义理”、“考证”、“文章”当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但反对“言义理之过”，也反对“为考证之过”[21]。翁方刚以“义理”作为取舍标准，认为考订之事必以义理为主。他说：“考订之学以衷于义理为主，其嗜博嗜琐者，非也，其嗜异者非也，其矜己者非也。……凡所为考订者，欲以资义理之求是也。”[22]关于方法的争论，反映出清代在易学和经学研究中所出现的问题及其问题的症结所在，因为清代学者对于易学和经学的理解和研究宗旨、目标不尽一致，故在研究中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必然不同，进而导致其观点、思路各异，其研究成果也各具特色。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