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易之阴阳三变：主变、客变与协变（和变） —— 成中英

基于我的五易之说（不易、变易、简易、交易与和易），我提出变易之为变易在其包含了对阴阳自变（主变）、互变（客变即主客互动之变）与协变（和变）三个内在关系，形成了我们对变化的基本理解，也说明何以天地万物之间的互动关系，亦即终极形成的宇宙整体的和谐。和谐协作关系是天地一体变化的成果，而非原始预设的条件如Leibniz对易的变化为“先建和谐 Pre-Established Harmony” 的理解. 先决条件只在统一的内在的创造力的存在。阴阳三变是人类对天地万物关系普遍整体的认识，是经过长期多维视角整体观察的结果，故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与预测性，因之有一定的合理性与诠释性，并进而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与理想性。

易经卦爻系统的象征性

我们对《易经》的研究，从原始的周易《经文》到包括《周易》的经传，扩大成为易学哲学，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从中我们认识到易学在中国哲学的地位，同时也看到易学为什么是中国哲学的源头活水。从出土文献看，《易经》的存在体显然是中国哲学潜在的渊源。当然有的学者以为这只是关于卜筮的记载，其理由并不充分，但却有些历史的关联。

这个符号体系中的六十四卦的经文是怎么产生的，是实际卜筮的结果？还是理想建构的模型？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在应用的时候，把它想象为历史上实际存在的个案，经过文王，成为实际的典籍。但实际易经的符号体系及其个案可以是伏羲到文王经过三代的不断改进的创作。

从逻辑的观点看，六十四卦是空白的符号的体系，要解释符号体系代表的卦象，需要实际说它怎么成为具体的描述词。现实具体的卦代表一种描述的情况，描述的事件的发生。通过卦爻辞不但可能有现实的意义，不管历史的所指，还是当前的所指，都有一种典型性，并反应一个活活生生的思想的或者感情，甚至一种价值的观点与行为的规范，代表人生处境的某些途径。

此一卦爻辞之意义是如何形成的是值得吾人深刻探讨。当然我们可以有两种极端看法：一是卦爻辞是面对卜筮结果的处境认知，具有一定的直觉性及现实性。而同一卦爻符号也可以有不同的观感及当前现实描述。另一种看法是卦爻辞是文王或易之作者所提出的具有建设性、规范性，与标准性地描述或说明，因之代表了真实世界的真实可能。这些描述可说是是一种创作，而不必是经验实有的。我们如果把经验描述和创作分开，创作就符号的特征想象地说出具体的情况作为符号之中卦爻的可能描述。

深入的分析，也许我们可以兼并两者的代表性来认定六十四卦卦爻辞的含义。我们可以把这些卦爻辞当作长期卜筮结果的比较取得的具有某一种共同向性的代表。也就是说，它的来源是卜筮经验性的，或者说它本来就是现实描述，但却把他固定在一个规范性的语言表达之中，赞誉为卦的义理的代表。我的此一看法除了有更深层的意义，也涉及道整个卦象的彼此一致性。这个体系，从逻辑上是一致的。他本身具有对现实正确性地表达，也就是我们假设六十四卦的描述代表对真实状态的描述，对真实世界的描述之间是不相矛盾的，也就是说这个卦实际反映了真实的世界，是对现实的描述及规范，甚至代表了一个本体的情状。不但卜卦时实现了一个案例，也建构了一个规则，透视了一个有关宇宙的真相。如乾坤两卦或既济未济两卦所示，这也是卦爻系统的结构的意义所在，它同时具有经验观察性与理论规范性。

我们需要具体探讨六十四卦形成的经文，是人们大众与圣贤同时创造出来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诠释它，赋予他信的含义而不必改变具有整体意义的符号系统及其个别实现的卦爻卦辞，视之为具有一种可能代表真实性的含义。六十四卦想象中是一部整体的创作，全体与部分息息相关，两卦之间彼此相对。六十四卦代表六十四种存在的状态，向无限的时空及人心开放。如何分别说明，端在人的心智如何进行诠释。

易之为变化

什么是变化？什么是易？上面已说明六十四卦体系代表标准的真实的模型，它的文字具有丰富的象征性。就《乾》卦说，什么是潜龙勿用，什么是飞龙在天，它们具有什么样的象征的含义。经文中另有“丧羊于易”，“童蒙求我，非我求童蒙”，也都有象征的意义，但也有描述真实甚至于说明事实的含义。这都值得我们探讨。

现实的卦是要求我们自己透过卜卦的方式实现。那么，实现出来的卦相如何描述，也就是如何描述一、二、三、四、五、六等爻的含义，而不仅是易传所规划的形式与位置。我们也要考虑到变化形成的一种影响是什么，因果是什么，这都要我们从象征、真实与现实，三个角度来了解。因此真正去了解一个卦就是在了解它所假设的或预设的宇宙真实体系，以及当前使它成为卦爻描述的现状。当然，它所包含的体系以及象征的方式不可不先有所了解。由于易经经文所代表的是变化的可能，也就是说，一个卦是代表的一个变化的过程或者变化的潜在方向与能力，因此我们也就不能不考虑到这套符号体系所包含的变化的含义。

此处我们可以提出三种变化的方式，说明卦爻辞所代表的变化内涵是什么。首先，我分别主变，客变，与协变三种方式，变化首先来自于具有自身变化能力的主体或本体，此一自我变化可以引起其他存在体的变化，这就是客变或称他变。每一个存在体都可以是主变之体，也就是自变之体。每一个主变之体的自变引起他变，但我说的客变可以是主变之体，不一定是他者所引起，因为每一个存在体都可以主变，一个特殊的主变也不一定引起他变，但他变却会因为其他存在体的自变或主变而发生。当然一个特殊的主变可以引起客变，一个特殊的客变也可以引起主变，至于这些变化是他变的结果或者自身内发的结果都有可能。我用主变与客变主要在说明人可以主变，环境也可以主变，人的主变可以引起客体的改变，是人影响了环境。同样环境可以客观地发生变化。相对主体来说是他变，但此一他变可以是客体的自变。两个自变可以产生影响使对方也跟着变，引起更多地变化。这些变化可能是有害的可能是有益的。有害的最大者是主客两方都相互毁灭或至少相互抵制，但另外一种情况是两者相互推动与促成，使对方更好的发挥，对方的潜力对双方都是好的，因为对方发展也可以促进我的好的发展。双方能够彼此协同促进双方的好处可叫做协变或和变。所谓协变就是主客双方彼此对应补充并引发潜力，使彼此都达到一个更高的存在状态，或者是实现存在潜力的状态。这也可以叫做和变，也就是主客双方能够和谐相处，所谓的变化都促进双方之间的和平共存与共同繁荣，不但不相伤害且进而互动补充发挥的积极作用。这个和谐化地可能是易经宇宙论对天地万物自身与其对人类生命的基础根本认识，也就是本体性的认识，认为天地人自然以和谐为依归或目标。而人的存在是此一和谐化过程中的产物，并能秉承天地自然的创造力。在正常情况之下，自然地向此一理想目标运行，甚至补足自然之不足。孔子称此一情况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其实天地之道就是生物之道，自然也是圣人之道，已经是对生命地弘扬了。人因此有责任继续弘扬下去。

综合以上所述，我们可以表达下列几种可能性。一是主变而客不变；二是主变而客变；三是主客都是自变，但也都是因他而起的他变；四是主客之变，表现为相互引申和补充，甚至相互转化形成一体；五是相互转化是基于彼此的协调，能够达到和谐共享的目标。这就是和变的状态。

自变、他变和协变之三种关系

我们要说明变化的基本的相关性，三种关系就是自变、他变和协变。这三种关系是我们可以经历过感受到、观察到的。这三种关系是存在体的变化，是什么样的存在体，就有什么样的变化逻辑。过去的易学揭晓，只是关于易的变化，但未能尽其详，等于只说了易之为易而已，其内涵需要更加明确。

我这里提出来变的来源在于宇宙本体的自身变化。因为宇宙本体作为存在的根源能够产生所谓阴阳的对偶，这是从观察得来的，所以阴阳的对偶本身产生的创造性的关系。阴阳之间的张力，让人能够产生新的事物，代表一个自身的发展。但是这个自身地发展本身虽然是自变，也会引发对他人的影响，也会有他变。他者的变化，引发存在体的关系。这基本是我们都能体会到的相互反映，这是彼此相应地互动。

但是这个相互的互动效果，在于形成更美好、更完整、更丰富的自体的活动。它也是从自变、他变产生协同的变化，形成具有相互推动或者相互回应的结果，也就是彼此协调，互相配合的协变关系，因而产生人的社会以及人的文化，显示新的创造和新的价值。《国语·郑语》中周太史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是对变化的创造性与创造力的肯定。

这种协变关系，也可以通过《尚书》来了解。《尚书·尧典》曰：“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人作为生命体，在自我变化的过程当中，能够“钦明文思安安”，获得一种智慧了解这个世界，代表自体的变化，同时也使心灵产生内在的精神活动，即“文思安安”。在主体对他人的态度上“允恭克让”，自我陶冶，促进群体的和谐；“光被四表”，更使得上下的关系产生协调的效果。

一个领导人若能够“钦明”，通过内在的思维变化，行为态度上的转化，影响到其他上下左右的人。克明俊德，发挥自己的德性，然后产生影响九族和其他亲人。九族受到影响之后，推广到更广泛的群体，获得和谐的影响，协同其他存在的团体，使全民都能够获得安详安宁，即使在危急时刻。

这就说明变的过程包含从自变、自化到他变、他化，再到整体的协变与敦化。敦化代表整体回应个体的发展，使得这个个体更好地发挥他自己。这应该是持续不断地工作。如果这个过程持续下去，世界就变成和谐的世界。如果有所间断则需要重新再来。人与天地万物环境与人类历史，依循这个自变、他变、协变（和变）的方式不断发展，每一个领导者不管是横向的还是纵向的都有这样的共识，世界终极的和谐化也就可以逐渐完成。

协同的宇宙存在的思想，也就是天人合一的存在思想。人为天地所生，世界为人所创，所有存在物都环环相扣，息息相关，且彼此影响。如果我们从上述的三变的关系来了解，易经所包含的天人合一思想不但容易理解，也能够自觉实现。易经《乾卦彖传》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坤卦彖传》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中庸》说“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万物并行而不悖”，两者都在描写一个生命宇宙和谐化的美善，令人向往。

人的变化，能有此一理想境界的吸引和激励所产生的自变显然可以是好的，因此人以天地为模型就能走出困境，实现自变而他变形成的协变或和变。宇宙提供了这个美好价值的模型。从《易经》来说，就是天地之德的模型。乾文言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这个创造性的德，在《系辞》中以乾坤两卦表达的自强不息的平等性和万物滋生的包含性。

人符合天地合一的状态，以天地为榜样，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四时合序、与鬼神合吉凶。人能够随着宇宙之变化而变化，从自身变化之机获得力量，也和他者相互作用，这就是自变。人的变化可以影响天地。人的变化出现两种可能，一个是顺天而行，一个逆天而行。所以此时人的智慧要能够顺应天地之道，寻求正道。而不是违反天地之道，形成逆道反道，这就是一种配合与协同的动力或要求。

天地的自变影响到人的他变，人的自变影响天的他变。人的自变尊重天地的变化，环境的变化，否则很可能违反了天道、牺牲了天道。从人类的历史来看，从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人并没有想更了解到自己，其行为产生了反自然或者伤害自然的作用，反过来影响人的发展方向，失去了宇宙的协和性，表现为对环境的破坏，对水流大气的污染，造成伤害，造成天地人本身的变化，走向反面的平衡，这都是人的迷失天道而为能真正自变、他变，与协变的结果。此一天人关系的迷失，引发了天地人关系的反制作用，产生彼此的伤害，然后趋向共同毁灭。协变的反面就是变化的终止，也就是毁灭的开始。

三种关系中阴阳的发展

阴阳的发展，很需要提出来，是自然的发展给人的认识。中国的文化中特别突出阴阳的组合典范，形成的易经哲学。其他的文化中并没有这样一个关键的认识。

变和不变是一种相反关系，变就不能讲不变，不变就不能讲变，这就形成了逻辑上的矛盾律，希腊的Heraclitus说，万物都在变化之中，但变化之后的导向，是一种毁灭或者不稳定。他以火作为一个象征，变化来自于火，这个火没有纳入五行的体系，不具有中国五行中火的生克性，而是以火不断燃烧，之后就终止了，未能发挥生命的创造性，在易学的五行体系中，火水相反，但并不一定相克，反而是直接的或间接的相辅相成，表现为生命现象的发挥。

作为Heraclitus之外Parmenides的不变哲学认为变都是假象，不变是真相，形成永远不变的存在。这个永远变的存在，超越世界，走向一元论的宇宙观，和印度佛学的空元论形成反比。中华佛学把变和不变看成相互影响的过程，可能不变和变都是同时超越和内在的。两者之间没有矛盾，可说是受到易经哲学的影响。

中国人重视对世界的观察，看到阴阳是自然的现象，把阴阳看成是太阳阳光与阴影之间的关系，不以之为矛盾而是相反，形成整体的活动。事实上，所谓白天和晚上都可以看到生活变化的象征，也是相互影响的变化的象征，已具备了协变的象征。阳光与阴暗随着生物的变化可说影响到生物变化，导向了中国的阴阳对照与阴阳互补的和谐思想。和谐中两个相反的事物不但不矛盾，还相反相成，同舟共济，相互补充，相互完成，

对于阴阳是二还是一，《易经》哲学深刻的智慧指向二者合一的变化形象，阴阳相反相成，主客互动，彼此协调，一中有二、二中有一的关系。从自变和他变的关系中看到存在物体，与其他物体之间的协变关系。而且是一个内在于一的整体关系，二可以形成对立对应而不同，彼此协调互补。

这个认识我并不特别想用共生的概念来说明，共生关系是乎被动一点。阴阳作为两种性质相反相成，但有内在的统一而分化的关系。假如没有这种关系，就不可说为阴阳共生及其成果。很多事物存在一起，并非都能形成协和关系，甚至一旦关系改变，有一面改变就会产生敌意或者敌对，而忘记了彼此之间的依存互补的存在关系，需要一个本体性的统一价值来补救。

他变不足以形成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也必须双方进行一种可以合作的发展的关系。即使如此，战争之后，能不能恢复到一个和谐？能否恢复正义也是问题。在战争中没有实际恢复，战后反而变本加厉也是可能的。我们从中国的遭遇中明显的看出来，当局者如果不能当局者不能了解到自变、他变和协变关系问题，就无法解决和谐或正义和谐的问题。

我们认识到宇宙本体统一于阴阳。阴阳本身不是相反的、分开的存在体，是基于一个内在的整体，实现了自身的、更多元的发展与和谐，产生了多的分化，所以是一产生二的结果，作为一个本体分化产生的状态，乃为阴阳。

在易学当中，可能有两种理论。一种就是以张载作为基础的阴阳哲学，不说太极，也不是把阴阳看作一个整体。而用太虚，不断产生气，产生阴阳的关系和前后发展的关系，但统一性没有表达出来，这影响到王夫之的“乾坤并建”的学说。人为构造出来的阴阳对立的现象，不能发挥自变的结果，也不能发挥自变到他变、协变的过程。

我们从《系辞》中看到太极生两仪的说法，周敦颐太极图书也强调太极生两仪。当然他也提出“无极而太极”之说，兼顾了“无生有”这样一个现象的过程。《道德经》中无生有的说法，同时又说有无相生的协变关系。张载提出“太虚”之说，然后基于太虚有道之名，好像是一种阴走向阳的过程，但他的哲学思想是整体性的，虽然不说太极，但以太虚统合阴阳两极的上下辅承的关系，达到太和的协和状态。

总言之，中国易学的发展形成重要的变化概念，从阴阳三变的关系来了解“太极生两仪”，当然我们可以反过来了解，从“太极生两仪”来了解阴阳三变的关系。易学从新的观点理解人的存在和宇宙的存在作为有机体的与人的关系，也是基于阴阳的理解，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事物与事物之间的状态，说明了两个具体的情况。一个是一体的发展，人们考虑到阴阳对应的状态，对人的生态加以关注，不是以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控制环境，制造出一些违反天人合一的困难。人类如果这么想，等于迷失变化的真相，造成灾害害人害己。相反的，我们要自身寻求阴阳变化的自然性与合理性，来发展我们的经济文化，符合《易经》中要求的阴阳和谐的可持续发展。

回归阴阳协和之变

现在我们要问世界上有没有这样一种主客两变形成的自他依存而最后相互融合的变化方式，也就是问有没有这样存在的变化状态或可以如此自然形成的状态，如果有，那他就是什么样的存在体呢？以上所说的事实上在易学中体现为太极阴阳的关系，在道家体现为有无相生的关系。在佛教哲学中，有唯识三性模型即偏计所执，依他起与圆成实三性之说。此处我们只就易经哲学来发挥阴阳主客自他协和之变的本体关系。

以上说的自变如果只是自变，如果没有他者相应，或者不影响他者，这个世界也将比较单纯，但是世间的事物是没有不变的，也就是说不是只是一个事物在变，而是所有的事物都能够自己在变化，而这些变化又能够影响其他事物，使事物产生相应的变化，同样事物的变化也能够引起主体的变化，只是这些变化是好是坏要具体来看。如果从一个阴阳关系来说，当然我们可以说所有存在物都是阴阳相互存在结合的整体，至于它的存在都具有阴阳的和谐性。即使一个人有内有外，有左有右，有上有下，是一个阴阳的动态平衡体。易经和皇帝内经对此有充分的说明，但是人或环境，甚于与他自己，能不能够持续地维持这样一个和谐平衡的关系，是存在发展的基本考虑。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到，阴阳之变的不协调情况，也就是自变不能配合他变，而他变也不能够引发适当的自变，两者在主客观念上不能形成协同一致，彼此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这将是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作为人，既然能够感受到阴阳平衡的重要，也必须要感受到，主客平衡和自他平衡的重要性，而不能够随时防御，乾卦说的“君子夕惕惕”，就是这样一种警觉。其实，在卦爻中的第三爻或其他爻往往都有这样一种警觉或提示，使人们永远汲取内在的或外在的阴阳平衡重要性。所谓阴阳的平衡也就是自他的平衡，主客的平衡，不可只顾自变而不问他变，只求主变而不接受客变，只求一时安稳而不顾长远的协调和和谐。

我们要特别提醒认识他变的重要性，也就是认识客观存在的变化性，包含环境的变化性和历史的变化性。中国清代的历史往往不强调自我的变化，更不重视外在的变化，以为天不变道也不变，我不变人也不变，甚至用各种理由来束缚自己的变化，不能实现自己的创造的活力，因此一旦外界世界变了，自己也无法应对，因为已来不及实现历史性的自变的创造力，以及所形成的改革力与创新力，更来不及应对外在的冲击。所谓他变或客变也不是一天一时形成的，而是逐渐发展出来的，因此如果不能够与时俱进的觉知，此一外在力的出现将是突然的、猛烈的，甚至不可抗拒的，这就是清代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的历史所说明的变化现象。到如今，中国仍然在找寻一个与西方文化相互协调的或融合的主客变化方式与自他影响方式。当前仍然有双方毁灭的可能性，但就人性而论，也就太极阴阳整体协调性的可能性而论，人类仍然可以从自他相应，主客互通来实现协调或和谐。

我在此处是就中国的文化发展来说的，如果是从西方的眼光来看，西方也有机会更好的了解中国，但他们受制于自己的宗教或制度，只想把自己变化的成果强加他人之上，而不是从一个相互对应互动、相辅相成的立场来寻求更广大的和谐世界和永久和平，如康德所理想者。到了近代战争带来的变化应该使人们更觉醒自他变化与主他变化的重要性，进行充分的沟通或主动的协调来实现一个和谐化的全球化过程。美国有此能力却没有做到，只顾自变，不考虑他变，只顾主变，不考虑客变，因此也无法形成协变或和变，很是可惜。如今，美国的自变显示它有走向衰弱的可能，能否与中国合作，形成创造性的协变，不单是美国的问题，也将是人类世界的面临的问题。

当前两个例证

关于阴阳三变的实际考察，可以就当前两个例证来进行。第一个例子是有关世界范围内传染病的发生，目前新冠病毒可能是在他变的情况产生的自变，也可能他变产生的协同变，或者相应具体情况产生的自变。这个实体的变的环境很复杂。这个协变中有自变，也有他变，有别的变引起协变。从疫情来看，我们怎么假设在没有疫情之下发生的一切，也就是病毒本身有了自变。比如说它具有可以从动物传染到人身上的能力，它的活动力增加了，它的病毒不守住其原始的存在方式，而是移动性增加，活力在增加，在持续发挥作用。

这个病毒活动具有什么影响力？其目标是什么很难说，因为它不是有意识的存在。我们想象它为原始的生物体，或代表生物化学中的一个基因，其自变是非常正常的情况。一般情况下我们看不到它的变，我们也看不到生物如何发生，物质怎样变成单细胞，单细胞怎样变成多细胞，有些变化进化史上对人的影响也许不明显，但一旦变成具有毒素的生物体，它的存在与影响也就态就很不一样。

目前我们又看到新冠在自变，形成变种，显然会对其他生物体产生新的伤害。面对病毒的变化，人也可以相应变化，生命就是一种变化，但如果它能够产生抗体而不再生病，能够适应病毒的变化，这就是协变。你变我也跟着变，让我的身体走向或回复到一个平衡整体。这就是种植疫苗的作用。疫苗种植进入身体，需要新的反应，主要目的在不造成一种他变的冲击，产生伤害。协变可以引起自变，也可以引起他变。疫苗产生的抗体，是一种他变。疫苗的发挥变化的状态说明一个事实，即三种变化状态的相互影响，使一个存在体更够走出只是自变或只是他变的困境。

第二个例证是这个模型用在世界国家关系上面，就是我说的第二个例证。在一些情况之下，国际关系发生变化，引起有关国家的内部变化，但另外一方面，一个国家内部的变化也会引起国际关系的变化，造成新的冲突。最近的例子是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不但影响到国际关系的变化以及其他国家内部的变化，也影响到自身经济交易的状态。当然，一个好的内部变化能够带领世界或其他国家好的变化，但是一个不好的内部变化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就国际关系的发展，中美关系和世界关系的发展导向新的全球化的发展。一体的发展有自身的和谐发挥，符合自变、他变和协变的原则，符合易学的五易的发展。在国家关系上面，人类走向必须同时肯定自变、他变，与协变的重要性，不能自以为是，以自己的观点和利益去改变或影响其他自主性的自变与他变。

他变也是一种自变，它变不但形成协调的变化，而且使得双方都能合理的变化，到达更高的水平，互助合作，达到和谐共享的目标，是人类发展的根本的过程，或者说自变也能接受他人的变化，不是盲从，使得主客双方矛盾，而是协同互动和发展，产生自然的和谐。这样的变化说明交易、和易与简易的重要性，是不变中变的易学和谐哲学。

我们从以上生物病毒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说明阴阳三变的形态，总结的地说：自变，就是自身不受其他影响的自身的变化，这一变化的动力来自于一个整体的世界，有一个整体的根源，这也就是易经所肯定的太极。作为阴阳变化之源的原因，事实上太极兼含阴阳两仪，其目的显示一个整体的良性变化模型。阴阳可以自变，但所引起的他变确是走向交互影响的协变或和变的条件。

什么是可以具有三种变化性质的存在体？《易经》经过长久的观察(observation) 看到一自变（创造力自身的发展）、二他变（是因果关系产生的发展，可能是经过或者生物发生的基本因素）、三协变（以天人关系作为说明）三种可能性以及他们的关系，因而能够提出解决变化的价值问题的方案，也透过对卜筮变化的主体性与客体性的反思，认识到宇宙存在的原始状态。这个原始状态在《易传》中，以及在宋明理学中，体现为“气”，或者“元气”或精气，重新肯定了天人合一的阴阳三变的本体宇宙哲学。